80、90后：养蛙可以，养娃就算了，赔本买卖
编辑：孙薇
视觉设计：朱亚琴
前一阵日本舶来品养蛙游戏大火，一夜之间9亿少女都变成了老妈妈，有人调侃这是“生育意愿测试器”，为了鼓励年轻人早点生个娃。
这当然是玩笑话。
没几天，又看到了一篇《跨越半个中国去奶你》的新闻报道，上海女白领每周背回40公斤母乳回绵阳老家喂孩子。
不看不知道，原来还有一大批“千里送奶”的妈妈们，从保温箱、食品袋到“背奶”经验，流程已经非常成熟、经验丰富。
文章里大量描写千里送奶的细节，把每周往返4000公里多归结于个人事业选择，把母子分离的家庭痛楚降纬为妻子内心纠结，没触及这类社会问题的真实痛处，难免有些心酸。
每每看到有讴歌普通人大爱、奉献倾向的报道我就很警惕，比如《90后高铁“蜘蛛人”：点亮春节回家路》，“这种工作总要有人去做”，老觉得是一种为了让人安于贫苦工作的宣传手段。
又是一篇讴歌无私母爱的报道，这是暗戳戳鼓励生育的宣传。昨天我们聊了“被迫”单身的90后，今天聊聊“不愿意”生育的中国人。
这不是个新话题，所以特别希望大家在留言区分享看法。
新制度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曾说，“计划生育”是他听过最荒诞的政策。 “事实上，这个政策具有潜在的毁灭性影响。如果中国一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可能最终消失。”
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从2012年到2015年，中国经历了连续四年劳动力下降，我们不得不面对劳动力短缺、社会经济活力减弱、老龄化加深、家庭抚育老幼能力衰退等问题。 为了平衡人口结构，生育二孩终于成为了一种社会需求。
全面两孩政策在2016年1月1日正式实施，到今天刚好过去了两年。在这两年中，人口学家们更多地公开呼吁，除了开放生育，还要辅之以有效的鼓励生育的措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基础上，各地纷纷行动起来，添加优惠条件。
比如，山东省法制办在2015年末公开征求意见，符合法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除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增加产假六十日。
也就是说，只要是符合法律法规的生育，不论是一孩还是二胎，都有望享受最少“98+60”即158天产假。
2016年，吉林省出台《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也将产假延长到158天。
当年9月18日，在一封宜昌市卫计委网站上挂出的公开信中呼吁：年轻的同志要从我做起，年老的同志要教育和督促自己的子女，带头生二胎作为表率。号召公职人员要率先垂范，带头生二胎，并在全市“形成气候”（这个气候还真是羞羞嗒）。
宣传标语作为一种典型的政治景观一直在农村地区保持地很好，在湖南常德市桃源农村，过去曾经刷着“一对夫妻一个孩儿”的围墙、田坎上，出现“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的手写标语。
还有些更有意思的给大家看下。
几乎与政策同时，网络上萌娃综艺也大行其道。
《爸爸去哪》、《爸爸回来了》、《妈妈是超人》、《放开我北鼻》、《二胎时代》……，据不完全统计，从2016年4月，广电总局出台“限童令”——严控明星子女参加节目，明星亲子类的电视节目被彻底禁掉，一年之后，仍然有超过12档新节目上线。
当然，几乎每天在网络媒体上类似《跨越半个中国去奶你》的温情新闻报道数不胜数。
舆论推崇传统母亲、到处是萌娃家庭的幸福图景，社会上蔓延着浓浓的“催生”情结，让不少年轻夫妻、情侣，甚至单身青年都蠢蠢欲动。
然而，“宣传催生”效果并不好，年轻人对生孩子的冲动并没有付诸实践，而是都在养蛙游戏和萌娃综艺中主动消解了。
精神上过把瘾就完了。游戏完腻了能卸载，娃真生出来了还能扔啊？
单独二胎政策施行后，2015年出生人口不升反降，单独二孩的政策遇冷，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公布，2015年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47，不及人口世代更替水平2.1的一半。
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人。
2016年4月到10月，全国妇联与北京师范大学开展了“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对家庭教育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不想生二胎的家庭占一半以上，在经济发达地区尤为突出。
拿上海来说，2018年1月11日，市妇联、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了“2017年上海女性生活与发展状况研究报告”，50岁以下、30岁以上，愿意生二胎的只有3.6%。
仅仅是年轻一代的90后不愿意生孩子吗？不是。
依据一份腾讯新闻根据网络调查问卷撰写的《二孩调查分析报告》数据，70后、80后都不愿意生，而且女性的程度超过男性。反而是在低意愿里，90后比80后还要“勇敢”一些。
人口经济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梁建章在采访中说，有计划生二孩不等于实际上会生二孩。从“心动”到“行动”，中间会有很多障碍。
这些障碍是什么呢？
有自媒体人在文章里总结过五点原因：
嘴炮式劝生、工具式产子、破产式添丁、碎钞式教育、焦虑式育儿。
挺全面的，从字面意思理解就可以。
在另一篇报道里，一位吉林省卫生计生委计生指导处的领导说，老百姓没有这个政策要这个政策，有政策又犹豫不想生了。
他说：“现在符合条件大多数都是城市人，恰恰城市遇到的困难比较多，现在城市抚养的成本也高照顾孩子时间也有限，所以生育率低。再一个原因，现在生育的主力都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生育意愿本来就很低，也没时间照顾，都靠老人，老人往往照顾一个以后不愿意去照顾了。”
一是没钱生和养；二是没人照顾。
今年7月份，一篇名为《月薪三万，还是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的文章，刷爆了朋友圈。
生了孩子，哪哪都是花钱的地方。
早在2011年的时候就流行一句话：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
那时候，北京大学副教授徐建国说：“华人社区生育率之低令人费解，中国生育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常规理论对此难以解释，而房价与生育率之间关系则易为人忽视。”
于是城市中产率先宣布：孩子养不起了。
这事怎么理解呢？
在城市工业经济下，养孩子不划算了，在70后这一辈之后越发明显。
澳大利亚人口经济学家约翰·C.凯德威尔从一个崭新的人口经济学角度提出了代际财富流动理论。
在这一“财富流动理论”中，财富包括了物质财富和非物质财富。所谓代际财富流是指家庭内部、长幼辈之间存在着财富流动关系。依据凯德威尔的分析，在传统社会，财富流动的方向是单向向上，即幼辈的财富流向长辈。
在这种财富流中，子女在家庭经济中具有重要的价值，生育子女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
这种财富的流动方向助长了社会的高出生率。这种财富单向向上的流动的内在原因是家庭生产方式。
在传统生产方式下，儿童从幼年起就成为财富的创造者，是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子女还能为长辈晚年生活提供保障。（在中国农村，孩子很小就可以养鸡放养喂猪，替父母分担农务）
凯德威尔认为，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转变是由于财富流动方向的逆转。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了农业社会家庭式的生产方式，子女不再具有以往的经济价值。
相反，养育子女还成为家庭的经济负担。
是不是这个道理？从小长这么大，你们给父母花过几个钱？反正我没有（非常羞愧）。
长辈在子女身上的花费远远大于所得，出现了向下的财富流向，这使得生育成为不经济的行为。
人口学家早就发现，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生育率不断走低，主要由于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不是生育控制。
而当我们老了时，可以靠养老保险生存，况且未来很可能是机构养老，即使寂寞，也可以靠朋友陪伴。
剩下的只有传统家庭观念带来的情感需求。
但随着80后、90后逐渐成为生育主体，在满足个人需求和养育子女之间，越来越多的人首先关注的是满足个人和家庭成员物质文化生活及知识的追求。况且我们是精神是离开原生家庭的一代人，自然不会把孩子与自己紧密结合，更没有多少“繁衍”的冲动和传宗接代的观念。
生孩子这事，往后靠吧，在健康的家庭关系里，不生也不会觉得欠谁的。
生育率的转变有其自身的规律，比如男性收入越少越容易单身，女性则收入越高越容易单身。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的教授涂肇庆说，强固的社会和经济力量也提升了女性平均生育年龄。
首先，当代女性以完成学业为优先考虑，进而寻求一份兴趣相投的工作，并能在其中发挥所长，同时也能寻求到一位可以常相厮守的伴侣，只有在满足这些情况下，女性才有可能考虑生育孩子。
“不想将就，索性保持现状”成了很多新女性的常态，而且女性的标准会不断提高，这过程就漫长了。
绝大多数女性其实不存在嫁不出去，更多是不想随随便便嫁了。
“单身大国”日本的情况和中国很像，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以后，高昂的育儿费与教育费对年轻夫妇构成了巨大挑战，抚育儿女显得捉襟见肘。
如今中国也有超过36%的单身女性选择不婚，有超过5800万人目前独居。
不只是少生，“连生都不想生”的人口比例正逐年增加。
而长期保持低生育率的欧洲情况有些不同。
中国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于1957年4月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演讲（这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反驳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也印证上述说法。
即“科学愈发达，人民得文化水平也愈加提高。知识增加，一方面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另一方面促进生殖率减低，例如社会上层分子和脑力劳动者，娱乐的方式较多，如打球、划船、起吗、打猎等多方面的活动，降低了他们的性欲。”
| 马尔萨斯说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而食物是按照算术级数增加，过了几代，人口增加太多，粮食不够吃了，因此产生疾病、瘟疫，甚至战争，人民大量死亡，人口锐减，至此人口数量才能与粮食供应相平衡。|
欧洲的生育率自然递减，但并未造成很大的社会恐慌，主要是因为欧洲很多国家的养老依赖于社会体系，不像我们更多依赖子女。
回升生育率的努力常常事倍功半。
据日媒报道，2017年9月日本官员表示，“正在进行有关单身税的讨论，但还没有推进”。立即引起了民众对于是否应该向单身人士征税的大规模讨论。
“单身税”实际上不是单独设立的税目，而是指单身人士因未婚，在交税时不能享受一些税收减免政策，和有配偶的人相比，实际需要缴纳更多税收。
这一项措施被理解为政府“鼓励生育”。
2017年初，我国来自财政部的信息显示：按照“增低、扩中、调高”的总原则，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新税收体制。在新的个税体制下，将实行按综合所得减除标准，而不是继续按工薪所得的费用标准，即将部分收入纳入综合，同时建立基本扣除加专项扣除的机制，适当增加专项扣除。
综合所得收入相同的纳税人，有孩子要抚养的比没孩子的就可以少缴税。下一步将考虑将一部分教育、房贷、养老等支出，纳入扣除项，这也意味着贷款购房、家有老人孩子等大多数群体都能从中受益。
“综合所得收入相同的纳税人，有孩子要抚养的比没孩子的就可以少缴税。”这项提议被认为是中国版的“单身税”。
顿时，单身狗们哀嚎四起。
很多国家和地方的催生力度都非常大。
台湾曾举办标语设计比赛，征求全民想出一个“听了就想生”的响亮口号，奖金高达100万元新台币。结果，“孩子——是我们最好的传家宝”获得网络票选第一名，独得百万元奖金。
再比如俄罗斯，不光向多子女家庭免费提供住房用地，生育四个或七个子女的家庭，还会被政府授予“英雄母亲”的勋章，以及10万卢布（约合人民币1.7万元）的资金奖励。
从2007年开始，生育第二个以及更多孩子的家庭还可以申请“母亲基金”。
日本实施全程补贴，安倍提出，只要能生下第一胎就可以收到政府补贴1000万日元。
2004年，日本提出《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孕妇拥有长达一年的产假、半薪，从怀孕检查、生产、托儿、养育到小孩子求学，政府全程补贴，第三胎家庭在小孩12岁以前可以按月领取补贴金。
但在各国低迷的生育率中，只有法国的生育率保持在2%的更替水平，一枝独秀。
涂肇庆的研究得出，法国的福利体系提供大家庭很多经济上的支持，同时容许那些具有双重角色的妇女兼顾家庭和工作。
比如，每周35小时的免费托儿所，但不包括午餐和非开放时间。这些津贴针对两个子女以上的家庭，可以延续到16岁。
而那些已有一个或两个孩子的妇女证实若能保有三年的全薪休假，并且仍可保有原来的工作，则会再生一胎。
反观中国妈妈们，在孕期最担心的就是失去工作岗位或被降薪。
就是说，钱不是最重要的，父母能否“照顾新生婴儿及年幼子女”面临的困难更大。
毕竟养孩子，这是个长远的事。
美国人口理事会的著名学者约翰·郑加茨（John Bongaarts）明确提出过，人类发展是生育率转变的主要决定因素；非意愿生育一直是存在的。
因此，中国生育率还将持续走低是必然。
约翰·郑加茨还认为，即便没有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生育率也就在2%左右。
况且，到2020年，90后将比2015年减少了2930万人，女性只有8200万人，打根上就要减少几百万的出生人口。
或许我们该从要不要一个孩子往一个孩子对自己的真正价值是什么的问题上转移思考。
如果不生小孩，我们的生命以怎样的姿态保持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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